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案例是人民法院重要的“法治产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2014年1月至2024年9月，全国法院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16.1万件，其中审结的一系列标志性典型案例，有力推动了生态环境法治进程，提升了中国环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2014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环境资源指导性案例40件，发布典型案例共43批437件，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环境资源审判参考案例350多件，充分发挥案例对下业务指导和面向社会教育警示、规范引领作用。今年是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十周年，我们从历年发布的环境资源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及其他有影响的案例中，评选出10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例作为环境资源审判十年成果展示。这10件案例所涉生态要素多、保护范围广、复合程度高、创新意识强，兼具裁判规则意义和法治宣传价值，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鲜明特色、专业要求和职能作用。希望各级法院认真学习借鉴，依法审理好各类环境资源案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法治产品”，以更优质、更丰富的精品案例更有力推动生态环境法治进程，更好服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目 录
一、张某明、毛某明、张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案和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明、毛某明、张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二、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某水电开发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三、李某诉某置地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四、上海某实业公司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案
一、张某明、毛某明、张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案和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明、毛某明、张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2017年4月左右，张某明、毛某明、张某三人约定前往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攀爬“巨蟒出山”岩柱体（又称巨蟒峰）。2017年4月15日凌晨，张某明、毛某明、张某三人携带电钻、岩钉、铁锤、绳索等工具开始攀爬巨蟒峰底部。在攀爬过程中由张某明在有危险的地方打岩钉，毛某明、张某则沿着张某明布好的岩钉和绳索攀爬，三人通过互相协作、互相配合的方式共同攀爬至巨蟒峰顶部。经现场勘查，张某明在巨蟒峰上打入岩钉26个。经专家评估，此次“巨蟒峰案的价值损失评估值”不应低于该事件对巨蟒峰非使用价值造成损失的最低阈值1190万元。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认为，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是受我国刑法保护的名胜古迹。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名录，巨蟒峰地质遗迹点是其珍贵的标志性景观和最核心的部分，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被告人张某明、毛某明、张某违反社会管理秩序，采用破坏性攀爬方式攀爬巨蟒峰并造成损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判处张某明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判处毛某明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对张某免予刑事处罚。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我国法律明确将自然遗迹、风景名胜区作为环境要素加以保护，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因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张某明、毛某明、张某采用打岩钉方式攀爬行为给巨蟒峰造成不可修复的永久性伤害，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共同侵权。综合考虑巨蟒峰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珍稀性，张某明、毛某明、张某行为造成后果的严重性以及社会影响的广泛性，同时在兼顾三人经济条件和赔偿能力等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判决张某明、毛某明、张某连带赔偿环境资源损失计600万元、支付专家费15万元，并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公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既是不可再生的珍稀自然资源性资产，也是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产，受国家法律重点保护。本案是全国首例因故意损毁自然遗迹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是全国首例检察机关针对损毁自然遗迹提起的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一方面，人民法院依法追究行为人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的刑事责任，体现了法律对其行为最严厉的否定评价，更是警示世人不得破坏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生效刑事裁判明确了认定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情节严重”，以及专家意见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裁判规则。另一方面，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行为人破坏生态环境的民事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和专家意见，合理酌定其赔偿金额，保障和促进生态环境修复。对于同一行为引发的刑事、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三合一”机制作用，由相同的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在依法按照刑事、民事诉讼程序分别审理的基础上，依法统筹考虑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确保认定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准确、均衡。该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分别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具有统一法律适用价值，同时，对于促进名胜古迹的保护和修复，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珍惜和善待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2019年12月26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刑终44号刑事裁定书（2020年5月18日）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民初303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12月27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民终317号民事判决书（2020年5月18日）二、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某水电开发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云南省红河（元江）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由某水电开发公司建设，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被划入红河（元江）干热河谷及山原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一旦淹没，将危及该区域内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濒危物种绿孔雀，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极危物种陈氏苏铁等物种生存环境及整个生态系统。2017年7月，生态环境部责令某开发公司就该项目建设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后评价工作完成前，不得蓄水发电。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属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已举证证明案涉水电站的淹没区是绿孔雀频繁活动区域，构成其生物学上的栖息地，一旦淹没很可能会对绿孔雀的生存造成严重损害。同时，案涉水电站原环境影响报告书未涉及陈氏苏铁的保护，若继续建设将使该区域珍稀动植物的生存面临重大风险。故判决某水电开发公司立即停止案涉水电站项目建设，待其按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及备案工作后，再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公益诉讼制度是其重要法治保障。本案系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突破了有损害才有救济的传统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的阶段提升至事中甚至事前，有助于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损害或者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是环境保护法“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在环境资源审判中的具体落实与体现。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在准确评判案涉水电站建设重大环境风险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守护绿孔雀、陈氏苏铁等濒危物种赖以生存的家园，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本案明确了认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裁判规则，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具有统一法律适用价值，同时，本案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十大案例之首、被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评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典型案例，提升了中国环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初2299号民事判决书（2020年3月1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民终824号民事判决书（2020年12月22日）李某购买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的住宅一套，某置地公司开发建设的万象城购物中心与该住宅相隔一条公路。在正对李某住宅的万象城购物中心外墙上安装有一块LED显示屏用于播放广告等，该LED显示屏广告位从2014年建成后开始投入运营，每天播放宣传资料及视频广告等，其产生强光直射入李某住宅房间，给李某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2014年5月开始，李某所在小区的业主及万象城购物中心周边居民多次向市政府公开信箱投诉万象城大屏光污染扰民情况，重庆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办理情况中载明经过协调某置地公司决定采取整改措施，但该公司并未履行承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某置地公司作为万象城购物中心的建设方和经营管理方，其在正对李某住宅的购物中心外墙上设置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产生的强光直射进入李某的住宅居室。根据李某提供的照片、视频资料等证据，以及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查看的情况，可以认定被告使用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所产生的强光已超出了一般公众普遍可容忍的范围，就大众的认知规律和切身感受而言，该强光会严重影响相邻人群的正常工作和学习，干扰周围居民正常生活和休息，已构成由强光引起的光污染。某置地公司使用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造成光污染的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的行为，已致使李某居住的环境权益受损，并导致李某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即使李某尚未出现明显症状，其生活受到光污染侵扰、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故某置地公司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民事责任。依法判决某置地公司立即停止其在运行万象城购物中心正对李某住宅外墙上的一块LED显示屏时李某的光污染侵害：该LED显示屏在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开启时间应在8:30之后，关闭时间应在22:00之前；在10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开启时间应在8:30之后，关闭时间应在21:50之前；该LED显示屏在每日19:00后的亮度值不得高于600cd/㎡。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光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是生产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本案系重庆市首例LED显示屏光污染责任纠纷。如何判决光污染案件停止侵害并便于执行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人民法院创新性地适用法律并形成类案裁判规则，即当LED显示屏运行时产生的强光超出一般公众普遍可容忍的范围时，构成由强光引起的光污染。是否超出一般公众普遍可容忍的范围，可通过周边居民的客观反映情况、在现场的实际感受，并参考专家意见，综合进行认定。同时，人民法院并未简单判决拆除LED显示屏，而是结合普通人对光的正常感知度及作息时间情况，通过规范被告开启LED显示屏运行时间、亮度值的方式将光污染对原告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正常人的忍受范围之内，以达到停止侵害的目的，让双方都有更多获得感，较好地平衡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本案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具有统一法律适用价值。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6民初6093号判决书（2018年12月28日）上海某实业公司于1993年9月设立，主营业务为码头租赁及仓储、装卸服务等，所处位置毗邻长江口。2019年11月，经债权人申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管理人。经调查发现，码头承租方经营管理混乱、设施设备陈旧老化，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隐患。环保、交管部门联合下达整改通知，要求对码头污水及扬尘处理设施进行限期整改，否则上海某实业公司名下营运许可资质将被吊销。为保住该公司营运价值，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经管理人申请，法院裁定本案转入重整程序。在法院指导下，管理人一方面与环保、交管部门紧急沟通协调，明确整改要求；另一方面迅速委托第三方进行施工，对污水沉砂池、水沟、地坪等设施设备进行扩建，确保地面雨污水等统一汇集并经沉降处理后循环用于港内喷洒，大幅提高码头污水回用率，有效避免污水直排入江。另外通过加装围墙、砂石料围挡遮盖及装车喷水装置，有效管控码头扬尘，防止周边区域大气污染物超标。在接管财产不足以支付相关施工、审价费用情况下，管理人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协调第三方先行垫付近60万元，待重整资金到位后按共益债务先于各债权清偿，部分费用以租金抵扣方式协调租户随时整治并支付。管理人在债权人会议中以专项议案方式披露码头经营中的环境整治方案及费用承担问题，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后将审价费用列入破产费用随时清偿。在招募投资人过程中，除关注投资人资金实力与企业背景外，还关注其在码头绿色经营上的意愿和能力。经两轮市场化公开招募，成功引入投资人投入资金8700余万元，并着重将码头环保经营方案及环保承诺写入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除出资人组外，担保债权组、税务债权组及普通债权组均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上海某实业公司管理人依法制定了重整计划草案，并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符合法律规定。对重整计划草案的审查批准，要尊重债权人会议意思自治和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同时也要考虑其能否在利益平衡基础上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上海某实业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公正并充分利用了码头资产的地理优势，有助于恢复该公司的经营活力，提高债权人清偿率，具备可行性。依法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重整程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民法典确立了绿色原则，本案是在破产审判领域适用绿色原则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破产重整全过程，从环境问题的修复治理、费用安排、程序衔接、重整方案制定及执行等方面探索建立灵活高效的工作机制，助推困境企业绿色低碳转型重生。坚持“边重整、边治理”，通过对码头经营场所污水、大气整治，实现减污降碳源头治理及协同增效，依法将污染治理费用认定为共益债务，兼顾了企业破产法公平清偿理念与环境保护法保护优先原则。引导投资人将环保经营方案和环保承诺事项写入重整计划草案，综合考虑企业清算价值、程序合法性等法律因素，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等社会因素，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本案探索破产审判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协同推进的新机制，推动长江流域减污降碳源头治理和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有利于实现生态保护、企业重生、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有机统一，是贯彻实施民法典绿色原则的生动实践，也是贯彻执行长江保护法的有力举措。本案明确了审理涉流域港口码头经营企业破产重整案件应将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实现重整价值的重要考量因素，以及相关环境治理费用可以作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的裁判规则，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具有统一法律适用价值。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3破320号之六民事裁定书（2022年8月10日）